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盯着桌角那盆学生送的绿萝——叶子蔫了，盆底积着一层水垢，像极了我此刻的人生。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人事处的通知刺进瞳孔：“请于今日17:00前归还校园卡。”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抽屉里的红色聘书，烫金的“终身教职”四个字硌得掌心生疼。
记得刚入职时，我满怀憧憬，以为大学是一片净土，可以让我安心做研究、教书育人。然而，现实很快给了我当头一棒。非升即走的政策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个青年教师的头上。每一年，我都要为那几篇核心论文、那几个国家级课题焦头烂额。
走廊里飘来栀子花香，是保洁阿姨在拖地。十年前入职那天，我也闻过同样的味道。那时我攥着教案站在教室门口，白衬衫被汗水洇湿，生怕自己配不上讲台下那些亮晶晶的眼睛。后来才知道，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浪漫想象，早被量化成一张Excel表格：国家级课题0.5分，SCI一区1.2分，教学课时超过300扣0.3分——毕竟“科研才是核心竞争力”。
上周最后一次监考时，有个学生把奶茶泼在了试卷上。我蹲在地上用纸巾吸着褐色水渍，突然想起自己那篇被拒了五次的论文。审稿人说“缺乏创新性”的语气，和当年系主任拍着我肩膀说“小陈啊，科研才是核心竞争力”时一样温柔。
教学是我最初的梦想，我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喜欢看到学生们亮晶晶的眼睛。然而，现实却让我不得不放弃这份热爱。
非升即走的政策像一把无形的鞭子，时刻鞭策着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每一年，我们都要为那几篇核心论文、那几个国家级课题焦头烂额。教学？那只是“副业”，科研才是“主业”。
去年冬天在文科院选修课上，正说到中世纪宗教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头顶暖气管突然"嘭"地炸开。锈黄的热水顺着墙皮缝往下淌，坐前排的学生抄起《西方戏剧史》课本顶在头上，后排几个男生直接把帆布书包举过头顶。我抓起讲台上那摞用了五年的教案往西装内衬里塞，还是被热水浇透了后背。总务处的人来换阀门时，踩着满地黄汤直叹气："这破楼暖气片比学生课本还脆，你们这些冷门课又不创收，明年经费砍了可别找我哭。"
抱着纸箱穿过教学楼时，下课铃响了。几个学生擦肩而过，书包上叮当作响的钥匙扣挂着“不卷不是XX人”的亚克力牌。夕阳把玻璃幕墙烧成金色，我数着脚下地砖的裂缝，突然想起入职培训时老教授说的话：“大学不是养鸡场。”可如今满地都是碎蛋壳，孵不出凤凰，倒压垮了几个固执的孵蛋人。
走到校门口回头望，主楼顶的校训在暮色里模糊成一片灰影。保安冲我点点头，闸机“嘀”的一声吞掉那张印着工号的小卡片，像吞下一粒过期的退烧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