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铁饭碗，如今成了高压锅

在过去，大学教师一直被视为最稳定的职业之一。进入高校，意味着获得一份待遇优渥、可以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工作，是无数博士毕业生挤破头也要上岸的理想归宿。

然而近年来，一个令人唏嘘的现象正在上演：一些挤破头上岸的大学老师，正选择离开。

01

30万，买回自由

南风窗曾报道过一位化名李莉的大学讲师。2022年9月，她以讲师身份踏入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签了五年的服务合同，高校一次性给了20万元安家费。但工作仅第二年，她便萌生了离职的念头。

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担任班主任、兼任教学秘书，甚至还要协助其他老师的工作，“忙得都快分裂了”。这份工作非但没有给她带来成就感，反而让她的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有时候心脏一阵阵疼痛，真怕自己哪天就猝死了。”

2024年9月，李莉掏空家底，退还了20万元安家费，并支付了10万元违约金，辞去了高校的工作。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她在离职前已经完成了前期考核，但她仍然选择走。困着她的不仅仅是“非升即走”的压力，还有各种复杂、不透明的规章制度。“学校的制度越来越复杂，操作系统也越来越繁琐，老师的可行性空间越来越低。”

赔钱也要走，说明围城内的压力已经大到让人宁愿付出经济代价也要离开。但“赔钱”本身，又成了另一重困境。

02

离职的“赎身费”

重庆某高校教授陈某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与学校签订了服务期8年的聘用合同，服务期届满后因家庭原因提出调离，学校却要求他支付违约金——“我在服务期满前一年通过了教授评审，届满后又服务了半年，提出调离时学校要求我承担9万元违约金。”最终，在法院调解下，陈某才办完离职。

更令人唏嘘的是，学校还提醒他，若让拟调动学校知晓此事，入职后日子不一定好过。多位受访者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先交钱再维权，是因为手续被卡住了。“不是不想依法维权，而是等不起。”一位受访者说。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指出，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动者离职时需付违约金的情况仅有违反专项培训服务期和竞业限制约定两种。“除此之外，不管内部制度怎么写、职称怎么聘任、岗位级别怎么升，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离职违约金的规定，都应归于无效。”但法律上的无效，并不等于现实中的顺畅。档案被扣、手续被卡，足以让一个已经决定离开的人被迫留下，或者付出额外代价才能脱身。

03

高压锅里的青年人

在非升即走境遇下，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着职业身份认同丧失、专业身份认同迷失、个人身份认同失衡等多重困境。有研究指出，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压力由大到小依次为：职称晋升难度高、科研任务繁重、进修机会缺乏、内生动力不足、日常琐事繁多。

赛课也正在成为压力的新来源。漫长的比赛周期、反复磨课备赛带来的身心煎熬，以及渴望摘奖的上级压力，让不少教师直言被透支。有人表示，自己拿到奖杯后就辞职了。

学术评价体系本身也存在难以短期衡量的困境。教书育人是百年工程，学术需要沉淀，科研突破更需要长期主义。如果受制于3-6年非升即走，教授只能追求短期目标，聚焦可量化的短平快产出，容易沦为论文流水线。

04

围城之外

一些地方高校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前院长王兆璟指出，2015年到2020年，地方高校青年教师流失情况较为明显，待遇发放不到位、盲目扩张导致师资混乱、行政工作强制性分给青年教师等因素叠加，加重了他们的工作压力。

高校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用考核逼出成果，而是如何创造一个让学者安心做学问的环境。非升即走制度本身并非不可用，关键在于如何在培养、激励和保障与竞争、筛选之间找到平衡。正如有学者所呼吁的，需要从经济人到学术人重审高校教师人性假设，从进退两难到进退有序重构转岗与退出机制，从考评至上到系统保障重建青年教师支持机制。

学术需要长期主义，学者需要安全感。当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不再为三年后还在不在这里而焦虑，而是为十年后能做出什么而专注时，真正的学术创新才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