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油2026年秋招正在进行中。工程技术研究院的招聘启事里，优才范围写得很具体：泰晤士排名前30高校的硕士、学科评估A及以上的硕士，想免笔试直接进面试，前提是本科毕业院校为国内985工程院校。

兰州石化的部分博士和硕士岗位，要求同样明确——本科毕业院校须为国内211工程院校。

教育部早在2021年就明确表态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从未使用过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但规则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颇具骨感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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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与现实的落差

这其实不是中石油一家的问题。前程无忧2023年对1300位硕士及以上学历职场人的调研显示，7成受访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其中4成是招聘信息中明确标注，近3成是隐形的潜规则；本科毕业于985/211的求职者，成功拿到offer的人数是双非本科求职者的1.8倍。

中国青年报2025年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1333名受访应届毕业生中，第一学历歧视以52.1%的获选率排在各类就业歧视首位，超过学历水平歧视和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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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门槛”的高效筛选

企业当然有自己的逻辑。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270万人，热门岗位简历动辄上万份，HR用本科院校做一键筛选，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前程无忧的人力资源专家也承认，学历出身用于人才筛选是一种高效的方式，但这种单一化的评价标准，也许造成某种程度的资源错配。

前程无忧的调研还发现，垄断性大型企业更易设限——北京师范大学研究者统计的113家国营企业中，75.22%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现象，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设限比例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意味着，当毕业生求稳心态有增无减、央国企吸引力持续上升的时候，恰恰是那些最被向往的岗位，设下了最高的出身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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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呼吁阶段的理想化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直接点破了这件事。他说，唯第一学历的本质是唯出身论，其危害已经渗透到教育生态的多个层面：挫伤普通院校学生通过考研提升自我的动力，加剧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还把升学和就业压力传导至义务教育阶段，让中小学生和家长陷入更深的焦虑。

袁亚湘引用的另一组数据更值得注意：武汉七所重点高校的调研发现，第一学历为211本科的硕士毕业生，起薪比非211本科的高11.8%，而歧视性因素导致的起薪差异占比达到了62.51%。换句话说，起薪差距的大头不是能力差异造成的，是出身本身在定价。

教育部否认第一学历概念已经四年了。四年里，这个被官方否认的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央国企的招聘条款里被写得越来越具体，从985优先细化到了本科须为985工程院校。袁亚湘提出的三条建议——加速反就业歧视立法、在招聘与晋升机制中明确非歧视条款、加强社会监督——目前都还停留在呼吁阶段。

一个概念被官方否认，却在市场上被反复使用；一种做法被大量数据证明会造成资源错配，却因为高效而难以撼动。

当高效成为歧视的挡箭牌，被牺牲的就不只是一部分人的机会，而是整个社会对努力有用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