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也是未来科研的领军人，但是青年学者在发表高质量国内学术期刊时，却屡屡受挫。

一方面，核心期刊缺少高质量稿件，缺乏后备人才储备，但是为了所谓的核心评价指标，核心期刊又将作者头衔看的很重，部分期刊甚至直言不收在读博士的论文。这种做法，相当于是给自己拒掉了一大批高质量投稿，再者而言，博士生是未来的专家，未来期刊可能会约稿的对象，给其留下不好的投稿体验，也不利于期刊在未来人才“比拼”中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博士毕业、找工作需要发1-2篇C刊，而C刊版面的数量和博士生数量有明显落差，导致青年学者发刊难、难发刊的情况。

扶持青年学者成长，是很多期刊编辑的原话，但也仅仅是口号。我们曾经发过一篇推文，“开设有博士生专栏的C刊”（点击蓝字可直接跳转原文），原意是打破信息差，让作者看到期刊的征稿用意，多投稿早录稿，少走弯路。评论区有人道破“博士生专栏真相”——为了更好的在其他栏目拒绝掉博士来稿；为了明目张胆照顾关系稿。

虽然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希望。

专家学者孙江（节选）：

一本好的期刊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发挥地域性优势，发扬编辑团队的特长，为此一本好期刊应该把重心放在年轻作者身上，特别是青年博士身上。回顾世界学术，成名学者在其成名之际大多成了过去时。我不是危言耸听，试看有多少学者的研究超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每次开会，总有编辑围着我这个年龄的学者约稿，从“油腻男”处能约到什么好稿子？我孤陋寡闻，好像国外重要学术期刊的主力都是年轻作者。好的编辑要把重心放在对年轻作者的挖掘和培养上，如果你们发表了他们的论文，我可以担保一句话：永远活在他们心中。如果你们草率拒绝一个年轻作者，伤害一颗年轻的心，我也敢说会得到这么一句话：想象的报复——怨恨。

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社长郑英龙：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青年群体成长。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培养青年一代上升到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高度，对关心青年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学术期刊作为引领学术创新的平台，更应勇于挑起培养青年人才的重任，做青年人才的“引路人”，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助力他们成长成才。在学术研究上，青年群体思维活跃、富有创新热情。学术期刊以伯乐眼光、人梯精神，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扶上马，帮一把”，发扬敢于扶植“小人物”的精神，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

前不久参加一个期刊座谈会，其中有不少与会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博士研究生单独署名的文章是不是可以发？我很惊讶于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更惊讶于作为学者的主编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为了避免身份歧视，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南京大学学报》和《清华大学学报》在作者介绍部分，只写姓名和单位，不仅不标注诸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之类的名目，甚至连教授、副教授、讲师或博硕研究生的身份都不标注，即根本不向读者透露作者身份。这当然给评价机构的统计和研究也带来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避免身份歧视的重要办法之一。

扶持年轻学者是学术期刊的重要责任，几乎家家期刊都会这么说，但毫不客气说，很多期刊只是流于口头，摆摆样子而已。拒发博硕生的论文，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做法。这当然不能完全归责于学术期刊，根源在于目前的学术体制和评价机制不鼓励学术期刊的此种做法，因为很多评价机构（包括核心期刊遴选）居然将作者身份以及是否基金项目等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标准，而且可能占比较高的权重。另外，博硕生因为尚未正式进入学术界，他们的文章极少可能会被引用，即对期刊不会有数据上的贡献。众所周知，核心期刊目前是学术界的稀缺资源，很多期刊为了保住或进入核心期刊而想尽一切办法，其中不发或尽量少发博硕生的文章，就是其中最容易做到的一种办法。因此，我们对一些学术期刊的此种做法，当有“同情之理解”，尤其是那些名次比较靠后以及在临界点的一些期刊，更是如此，学术期刊毕竟也要生存。

也就是说，支持青年学者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却成了问题，而且成了大问题。在高水平期刊资源稀缺、而年轻学者数量却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年轻人发表文章的确越来越难。社会上对学术期刊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作为期刊人，我们的确应该进行反思。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在期刊，而在整体的学术生态。必须努力改变学术生态，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首先，各高校各研究机构必须真正做到“破五唯”，不再把期刊分成三六九等；其次，各评价机构必须调整评价指标，比如取消身份等级的加分权重，为支持年轻学者的期刊增加权重；再次，学术期刊要加强自律，不提倡标注作者身份，尤其不提倡特别标注是否有长江学者等帽子的做法。

硕博生阶段是年轻人最有学术创造力的一个时期，希望期刊界同仁携手，共同为年轻学者搭建学术平台。这既是学术期刊“破五唯”的具体举措，也是学术期刊赢得年轻学者信任的良策。《浙江工商大学学报》能够打破常规，发表本科生论文，可以说带了一个好头，值得点赞。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

2013年1月，我接任《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面对的稿件状况是：存稿不少，可发者不多。来稿情况也不乐观，一百篇也挑不出几篇能用的，所以编辑部讨论决定，放长眼光，集中精力发掘扶持年轻作者，他们是学术的未来，连续不断地扶持他们，杂志以后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稿件，也就有了未来。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在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和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给青年学人提供交流和锻炼的平台，同时留下一些好的稿件发表。“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简称“青年会”） 到今年已经举办了8届，成为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品牌会议，有多家学术杂志采用本刊的办会模式，召开青年学者研讨会。

《抗日战争研究》积极为青年会参会学人提供发表机会，为此从2016年第2期开始，开设“青年会论文”栏目，给参会青年学人提供固定的论文发表园地。当然，青年会之外的青年学人投稿，编辑部也同样根据论文质量给予比较多的关注和发表机会。

编辑部这样做，其效果不是单方面的。青年学人包括青年会参加者为杂志提供了更多的稿源，杂志能发表一批资料充实、新意迭出的论文，不少是拜参会青年学人所赐，《抗日战争研究》是青年学人的同行者，在与他们共同成长，并一起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进行。

《求索》杂志社社长、主编黄海：

作者与学术刊物之间的矛盾与压力，当前似乎是一个较难解开的症结。从表面看来，是作者发稿需求对于刊物的供大于求，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则是学界优质稿源对于刊物的供不应求。为了争夺优质稿源，众多学术刊物纷纷加入约稿“大战”，学术期刊有其办刊规律和审稿流程，除了部分头部期刊之外，如果仅从审稿效率、数据表现等短期效果考虑，其他相当部分的刊物可能会更倾向于约名家、大家、教授和成熟作者的稿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要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办一份高品质的学术期刊是要有情怀和担当的，要为优秀的学术成果提供展示平台，为优秀的学术人才提供创作舞台，进而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期刊力量。优秀的学术人才既有成熟的名家大家，也有处于起步阶段的青年学者和相对青涩的青年学子。对于后者，学术刊物要更有耐心、更有定力，在主题选定、审稿、编稿、校稿等环节付出更多精力。名家大家都是从青年成长起来，都经历过不断成熟的阶段，现在的“青年学子”有可能就是未来的“名家大家”。因此，支持优秀青年学术人才的成长，就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支持刊物的自身成长，这是刊物对于形成自己未来的优秀作者群体的一种眼界、一种格局和一种情怀。

应当说，这些年来，很多学术期刊是具有这种情怀的，在为支持更多的优秀青年学者成长提供平台、创造条件。特别是《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的做法尤其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浙江工商大学学报》近年来就通过“学术新人”大赛的形式，支持优秀青年学子。众所周知，很多硕博生一般较难独立刊发文章，而该刊在2021年第5期刊发了一篇本科生的论文，这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鼓励的。我们《求索》自2018年起，也开始开设“新时代新求索青年论坛”专栏，每期推出一个专题为没有高职称、高学历的广大青年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平台，“不唯职称、不唯学历、不唯身份、只唯质量”，支持青年学者成长，至今已刊发24组60余篇青年论坛文章，这里面既有青年教授，也有青年教师，还有青年学子。

学术期刊有其自身的压力，青年学子也有其压力，两者之间的压力如何转化为双方共同前进的动力，我们仍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学界、期刊界、转载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体系等共同思考、共同探索、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的系统工程。